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抗诉，浙江金义集团有限公司的酒店投资风波，在走尽了所有诉讼程序后，金义集团最终获得了胜利。
　　这个曲折的胜利虽然晚到了8年，可它一步步走来，却用每一个脚印告诉世人，法院的审判权也应当受到监督，合法的民事权利终究会得到法律的救济。

　　回放——

　　金义集团入股酒店业
　　1994年，杭州老牌国企杭州羊毛衫厂因经营不善陷入了困境。于是，羊毛衫厂打算将该厂位于杭州市凯旋路152号的楼宇出租。
　　当年4月20日，羊毛衫厂和杭州欧丽榭物业经营公司（以下简称欧丽榭公司）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，约定租期15年，该楼宇由欧丽榭公司用于筹建经营杭州城市商务酒店（以下简称商务酒店）。
　　就在租房协议签订后不久，欧丽榭公司又与羊毛衫厂协商，提出双方以联营的方式进行工商登记，主要是为了规避租房税费。于是，同年5月，双方在实际履行租房协议的前提下，又签订了一份联营协议，并向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分局申办了开业登记手续。
　　金义集团知道了欧丽榭公司打算经营酒店的事，此时，他正打算进军酒店和地产业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。6月28日，金义集团与欧丽榭公司、羊毛衫厂签订了“股份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协议”，约定：羊毛衫厂退出股份，金义集团投资入股。商务酒店注册股本金为200万元，欧丽榭公司投入134万（占67%股份），金义集团投入66万（占33%股份）。
　　股权转让的同一天，欧丽榭公司开始着手装修商务酒店，和杭州未希装饰设计公司（以下简称未希公司）签订了装修合同，600万的装修工程上马了。

　　酒店开不成反陷“诉讼门”
　　一边，酒店的装修如火如荼地开工了；一边，欧丽榭公司再次与金义集团签订协议，将17%的股权转让给金义集团。此后，看好酒店业的金义集团决定大干一场，于1995年4月21日和欧丽榭公司签订合同，受让欧丽榭公司所拥有的50%股权。但这一次的合同中，有一份还款冲账协议，金义集团如果不能依照股权转让协议按期付款，则该股权转让协议自动失效。此时，欧丽榭公司已经支付给未希公司装修工程款360余万元。
　　1995年8月，酒店装修完工。可是，酒店方很快发现装修质量存在严重问题。酒店有关负责人说，不仅墙体起壳、油漆剥落，不少房间还有严重的漏水现象。更有甚者，酒店的消防设施不合法，消防部门甚至下达了整改火险隐患通知书。
　　酒店迟迟未能开张营业，未希公司却开始追讨工程余款。欧丽榭公司又以股权已发生转让为由，将责任推给了金义集团。金义集团则认为，装修合同是欧丽榭公司签的，因而也拒绝支付。
　　两边都不肯承担工程款，未希公司将金义集团和欧丽榭公司告上了法庭，商务酒店则作为第三人。
　　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一审判决金义集团给付工程款、逾期利息、设计费、设备垫资，共计420余万元。
　　金义集团不服，提起上诉。1996年4月29日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一审法院的认定，但认为一审在设备垫资款和工程款逾期利息等方面计算有误，二审判决金义集团支付近450万元。

　　每走一步，离胜利就近一点
　　得知这个判决结果，金义集团毅然向省高院提起申诉，省高院随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该案进行提审。
　　1997年3月21日，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，认为：欧丽榭公司与未希公司签订的装潢工程承包合同合法有效，但欧丽榭公司与金义集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附件未按约履行，已自动失效。欧丽榭公司、金义集团仍各控有商务酒店50%的股权，商务酒店的改建装修工程款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偿付，并互负连带责任。
　　这个判决扭转了之前金义集团一直处于劣态的局面，和未希公司之间的装修债务不再由金义集团单方面承担。可尽管如此，金义集团仍然有自己的看法，问题的关键在判决书上“互负连带责任”这几个字。根据金义集团当年提交的一些书面文件显示，金义集团认为欧丽榭公司实际上是一家虚假注册的皮包公司，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工程款，“互负连带责任”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由当时经济实力雄厚的金义集团承担全部款项，这很不公平。
　　1998年11月2日，金义集团向省检察院递交了一份申诉状，决定寻求法律监督机关的救济。

　　回访——

　　两次抗诉，重见曙光
　　这个一波三折的案件，引起了省检察院的高度重视，检察院委托该院司法会计中心对涉及该案的欧丽榭公司、金义集团、商务酒店的相关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司法会计鉴定，并查阅了工商注册登记资料。
　　最终查明，金义集团对商务酒店出资额100万元已到位，羊毛衫厂对商务酒店没有任何资金和事务投资，也无任何股权转让收入，其工商档案中的出资报告和联营登记均是虚假的，目的是为了规避出租房屋应缴纳的税费。
　　在大量的证据面前，省检察院认为，金义集团对作为独立法人的商务酒店所负的财产责任，是以投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。欧丽榭公司与未希公司订立的装潢工程承包合同，虽然是有效合同，但效力仅及于合同双方的当事人，金义集团作为商务酒店股权转让的受让人，在其出资额到位的情况下，再审法院判决其与欧丽榭公司对装潢债务负连带责任，是缺乏法律依据的。于是，1999年12月17日，省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了提请抗诉的报告书。
　　承办这起案件的，是省检察院民行抗诉的“老兵”储普丰。在他看来，这个案子胜诉的可能性极大。可没有想到，等待了一年半，却等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决定书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储普丰愣住了，但很快，他就作出了一个决定：提请复议，作最后的努力。
　　这个决定，得到了省检察院检委会的一致同意。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知后，储普丰作为案件的承办人带着厚厚的案卷赶到北京，参加高检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的检察官联席会议，为该案的抗诉争取机会。
　　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，可储普丰胸有成竹，以清晰的思路阐述了浙江检察机关的观点。原本以为，在座的检察官会对此案有所争议，储普丰甚至做好了辩论的准备。可他没有想到，当他阐述完毕以后，联席会议竟全票通过，当场决定对该案提起抗诉。
　　虽然事隔多年，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储普丰仍然激动万分，“浙江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第一个案子终于成功了”。
　　回到杭州不久，他就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，决定提审这个案子，同时，原判决终止执行。后来的发展，一切都在储普丰的意料之中，2003年9月22日，最高院作出终审判决，将原判决中的“互负连带责任”，改为“欧丽榭公司、金义集团各承担50%的责任”。
　　至此，该案在穷尽所有的诉讼程序之后，申诉人金义集团终于大获全胜。

　　印记——

　　努力使正义来得更快一些
　　金义集团抗诉案，仅仅是我省检察机关民行抗诉的一个缩影。自1991年我省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抗诉职能后，检察机关用它的法律监督职能让一个个确有错误的案件起死回生。省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曹呈宏说，民行抗诉工作不是直接介入民事纠纷，而是通过监督法院的审判权，从而维护合法的民事权利。
　　记者从省检察院得知，从最初的一年抗诉几十起到现在每年几百起，案件数量和改判纠错率都有了较大的突破。据统计，2006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民行抗诉案件563件，法院再审审结468件，其中改判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、调解346件，改判纠错率约为74%；2007年，抗诉案件数增加到711件，法院再审审结690件，其中改判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、调解559件，改判纠错率上升到了约81%。
　　这每一个数字和百分点的提高，和我省检察机关对民行抗诉工作的探索和创新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曹呈宏说，加强抗诉书的说理，有效提高了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抗诉的成功率；推行网上办案，省去了大量运输案卷资料的时间，不仅紧密了和各市检察院的联系，而且通过提高效率，消除了往年的积案。法律界有一句名言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，曹呈宏说，“我们努力使这个正义来得更快一些”。
　　正是怀着这样的理念，我省检察机关发挥民行抗诉的监督职能，探索出了不少经验，走在了全国前列。